在谈及“超级大国”时，很多人第一时间可能会联想到航空母舰、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开支。然而，放眼更远的视野，真正的门槛在于人口。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演进，每当一个国家在主导地位上崭露头角，其人口基数往往会随之增加。回望2026年的秋季，这一规律变得愈加明显。

五百年前的西班牙才几百万人口，却凭借大帆船与火枪将国土扩展至美洲和菲律宾，塞维利亚档案记录的每年超过两百吨白银的流入，已成为当时国力的象征——造船、火器和航海技术足以支撑一个帝国的崛起。再往后，随着瓦特改良蒸汽机的问世，英国的产业如兰开夏纺织厂和伯明翰铁厂逐渐成为新兴力量，结合本土与爱尔兰的三千多万人民，其殖民地更是占据了全球陆地的四分之一，显示出人口已成为国力的核心指标。接下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再次提高了这一门槛。

电力、内燃机、化学和钢铁等领域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美国凭借庞大的移民人口，接过了此时的接力棒，到了1945年，黄金储备达到了201亿美元，占全球的六成，到1949年更是上升至约七成四。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技术领域的复杂性也随之加大。原子能、半导体、航天技术、生物工程和互联网等一波接一波的创新不断涌现，产业结构愈加细化。现如今，中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已达到20个门类、97个大类、473个中类、1382个小类，每个小类背后都构建了一条完整的供应链。这样的经济体量使得三亿人口的基数开始显得捉襟见肘。

数据是最真实的反映。根据华盛顿智库ITIF的《汉密尔顿指数》，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约三成，连续多年位列世界第一；而美国和欧盟均为17%，日本仅为5%。二十年前，美欧日的合计占比为59%，如今已降至39%。在十大先进产业中，中国占比达24.9%，美国为22.3%，而中国在其中七个细分领域荣登全球第一——而在1995年，这一比例仅为3.5%，在短短二十七年内翻了七倍。

新能源汽车最具代表性，IEA数据显示，预计到2025年，全球新能源车销量将突破2000万辆，而中国的乘用电动车将超过1300万辆，占据市场的六成。其中，比亚迪一家就售出了460万辆，而与宁德时代联手，掌握了全球动力电池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彭博新能源财经的数据则表明，2025年中国动力电池包的价格将降至每千瓦时84美元，比亚迪甚至降低到44美元，是十年前的六分之一。国际能源署的统计也显示，到2025年底，各类关键能源矿产的精炼国的平均份额将近70%，中国是大多数矿产的主要精炼国。

到2025年末，中国大陆人口将达到14亿零489万，中位年龄为40.6岁，制造业从业人员超越一亿；根据OECD的标准，中国工程师的数量在全球名列前茅。对比之下，美国的3.4亿人口在同样细分的产业中，连熟练焊工都难以招募。虽然印度在2023年人口超过中国，但其制造业增占全球仅约3.2%，三十年仅增长不足两个百分点。种姓、语言、土地征用和基础设施等问题，不是一届政府能够解决的。

在2026年的夏天，全球局势愈发复杂。中东冲突持续，油价波动频繁，加速了东南亚向电动车的转型；俄乌战争持续四年，欧洲能源结构被迫重塑，中国的光伏和风电开始填补大量缺口；而美国新一届政府对中国的关税政策继续加码，然而到7月份，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同比增长近18%。在合肥一家汽车厂，一条无人化生产线每76秒就能下线一辆整车，周边两百公里内几千家供应商形成密切合作，只有长三角和珠三角目前具备这样的完整产业生态。台湾地区上半年对大陆和香港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31%，这种产业融合的基本面未因任何政治因素而动摇。

如果第四次工业革命确实到来，全面自动化、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和脑机接口等技术将使产业链更加精细。根据以往的规律推演，未来的产业发展可能需要数十亿人口作为底座。联合国在《世界人口展望2024》中预计，到2080年代中期，全球人口将达到约103亿的峰值，这无疑将为耕地、淡水和能源等资源的可得性设定物理限度。

正因如此，“根据历史规律，中国或有可能成为地球上最后一个超级大国”这一观点引人深思——十几亿人口加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地球上似乎找不出第二个。这一规律并非必然，但其背后折射出的机遇却是无比稀有。在近两个世纪的国家实力对比中，产业革命始终是关键推力：大英帝国因蒸汽机革命而崛起，美国与德国依赖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腾飞，日本、东亚四小龙及中国等，都在产业变革与科技进步的浪潮中逐步崭露头角。

产业发展并非是在真空中自然演变的，国家间的竞争愈加激烈，往往促使政府成为产业发展的推动者和护航者；而地缘政治的环境同样至关重要。战后，作为后发国家崛起的群体主要集中于东亚，这与当时冷战格局密不可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学者李巍在其著作《产业政治：超级企业与大国竞争》中将这一逻辑总结为“产业政治”，强调研究产业时必须将国内政治与地缘政治纳入考量。“产业政策”并非新概念。在二战后，西方经济学者对东亚经济奇迹的研究初期便已提出。近年来，林毅夫与张维迎在国内展开过热烈辩论，其中一方主张产业发展需要政府干预，而另一方则担忧资源与权力的错配。

回顾战后几十年的实践，产业政策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对错，关键在于其执行能力与外部环境——本质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经济学能单独解决的。非洲、拉美和南亚等地尝试过各种产业政策，但多数不够成功；而相对成功的东亚经验则离不开美国在冷战背景下对该地区的战略支持。该书以上市的“超级企业”作为分析单位，这一概念旨在区别于只是跨国公司的分析框架。